书要读得好的日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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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梁文道

有时候在街上和读者聊天,或者看他们寄来的电邮,发现他们很关心书要怎么读才可以读得更快更多。可是叫他们失望了,我并没有秘诀,如果真有这种秘诀的话,我也想知道。

其实何必快,又何必求多呢?在我看来,读书最重要的是读得好。所谓“读得好”,我指的是起码要读通一本书,没把里头的基本事实搞错。目标看来定得极低,但是在这个时代,我发现这已是很难达到的成就了。

且先别说读书,光是看报,原来也能产生很大的阅读障碍。举个切身经验为例,话说近日我写了一篇文章,借着梁家杰参选香港特首的政纲受到传媒漠视,批评香港人不言理想光求务实的平庸心态,矛头指向的当然是自诩务实的曾特首。为了说明大家厌谈理想的心态是怎么一回事,拙作特别引介了现代大哲学家以赛亚·伯林和卡尔·波普尔的相关说法。后来身为波普尔徒孙的香港议员吴霭仪大姐为文响应,申明再务实也不能不顾理想的指引作用。这一来回实在是友好的观点交流,我以为颇有互相发明之妙。

可是后来我看到一些评论,居然以为这是场“笔战”,而且还误读拙作,觉得我是在帮曾荫权教训梁候选人不要好高骛远!同一篇文字,果然是不同的人能看出截然不同的意思。如果说是我自己的文字不利落,有表意官能的缺陷,我也认了。但另一封读者来信,就真叫我摸不着头脑了。这位读者劝告我身为文化人,怎能在某大报公然撰文批评司法独立的原则,说“法官失控”会为害社会,这岂不是教坏下一代云云。老实讲,这种论调出现在该报专栏绝不叫人奇怪,只是老天在上呀,我不只根本没写过这等伟论,更从来没有福分得享在该报发表文章的荣光!莫非世上真有“两生花”,还有另一个梁文道也在香港报刊上贩文为生?

不过我明白,这都怨不得人,这又是社会的错,时代的不对。21世纪的阅读合该如此。

研究印刷史和书籍史的学者们有个共识,认为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,是人类两种阅读取向的分水岭。在印刷术普及之前,读者追求的是“精读”(intensive reading),犹如古人注经,务求一字一句都要看出个道理,往往一本书能耗上一辈子的生命。原因简单,那时流通的书数量极少,一个罗马时代的学者要是能在一生之中读过三百本书,就是惊人的硕学鸿儒了。等到印刷术出现,书籍的复制方便了,短短百年之间,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有几何级数的增长。这时的学者如果只看过三百本书还敢对人夸称自己博学,肯定遭人耻笑。所以印刷术的年代是个“泛读”(extensive reading)为王的时代,读书首要是求多求广,速度自然也得跟得上。

终于到了我们这个“后古登堡”的年头,媒体多样,资讯爆炸。大家连在一个网页停留一分钟的耐性都没有,错把另一个人当成你小子,又有什么可怪?问题在我,老是怀旧,总觉得最愉快的读书时光还是上大学的时候,跟着老师读海德格尔的《存在与时间》,一学期结束了竟然还没翻到第八十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