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短

作者:汪曾祺

短,是现代小说的特征之一。

短,是出于对读者的尊重。


现代小说是忙书,不是闲书。现代小说不是在花园里读的,不是在书斋里读的。现代小说的读者不是有钱的老妇人,躺在樱桃花的阴影里,由陪伴女郎读给她听。不是文人雅士,明窗净几,竹韵茶烟。现代小说的读者是工人、学生、干部。他们读小说都是抓空儿。他们在码头上、候车室里、集体宿舍里、小饭馆里读小说,一面读小说,一面抓起一个芝麻烧饼或者汉堡包(看也不看)送进嘴里,同时思索着生活。现代小说要符合现代生活方式,现代生活的节奏。现代小说是快餐,是芝麻烧饼或汉堡包。当然,要做得好吃一些。

小说写得长,主要原因是情节过于曲折。现代小说不要太多的情节。

以前人读小说是想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生活,或者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生活。他要读的不是生活,而是故事,或者还加上作者华丽的文笔。现代的读者是严肃的。他们有时也要读读大仲马的小说,但是只是看看玩玩,谁也不相信他编造的那一套。现代读者要求的是真实,想读的是生活,生活本身。现代读者不能容忍编造。一个作者的责任只是把你看到的、想过的一点生活诚实地告诉读者。你相信,这一点生活读者也是知道的,并且他也是完全可以写出来的。作者的责任只是用你自己的方式,尽量把这一点生活说得有意思一些。现代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线逐渐在泯除。作者和读者的地位是平等的。最好不要想到我写小说,你看。而是,咱们来谈谈生活。生活,是没有多少情节的。

小说长,另一个原因是描写过多。

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很优美。但那是屠格涅夫式的风景,屠格涅夫眼中的风景,不是人物所感受到的风景。屠格涅夫所写的是没落的俄罗斯贵族,他们的感觉和屠格涅夫有相通之处,所以把这些人物放在屠格涅夫式的风景之中还不“硌生”。写现代人,现代的中国人,就不能用这种写景方式,不能脱离人物来写景。小说中的景最好是人物眼中之景,心中之景。至少景与人要协调。现代小说写景,只要是:“天黑下来了……”,“雾很大……”,“树叶都落光了……”,就够了。

巴尔扎克长于刻画人物,画了很多人物肖像,作了许多很长很生动的人物性格描写。这种方式不适用于现代小说。这种方式对读者带有很大的强迫性,逼得人只能按照巴尔扎克的方式观察生活。现代读者是自由的,他不愿听人驱使,他要用自己的眼睛看生活,你只要扼要地跟他谈一个人,一件事,不要过多地描写。作者最好客观一点,尽量闪在一边,让人物自己去行动,让读者自己接近人物。

我不大喜欢“性格”这个词。一说“性格”就总意味着一个奇异独特的人。现代小说写的只是平常的“人”。

小说长,还有一个原因是对话多。

有些小说让人物作长篇对话,有思想,有学问,成了坐而论道或相对谈诗,而且所用的语言都很规整,这在生活里是没有的。生活里有谁这样地谈话,别人将会回过头来看着他们,心想:这几位是怎么了?

对话要少,要自然。对话只是平常的说话,只是于平常中却有韵味。对话,要像一串结得很好的果子。

对话要和叙述语言衔接,就像果子在树叶里。

长,还因为议论和抒情太多。

我并不一般地反对在小说里发议论,但议论必须很富于机智,带有讽刺性的小说常有议论,所谓嬉笑怒骂,皆成文章。

抒情,不要流于感伤。一篇短篇小说,有一句抒情诗就足够了。抒情就像菜里的味精一样,不能多放。

长还有一个原因是句子长,句子太规整。写小说要像说话,要有语态。说话,不可能每一个句子都很规整,主语、谓语、附加语全部齐备,像教科书上的语言。教科书的语言是呆板的语言。要使语言生动,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,能切开就切开,这样的语言才明确。平常说话没有说挺长的句子的。能省略的部分都省掉。我在《异秉》中写陈相公一天的生活,碾药就写“碾药”,裁纸就写“裁纸”,两个字就算一句。因为生活里叙述一件事就是这样叙述的。如果把句子写齐全了,就会改为:“他生活里的另一个项目是碾药”,“他生活里的又一个项目是裁纸”,那多罗嗦!——而且,让人感到你这个人说话像做文章(你和读者的距离立刻就拉远了)。写小说决不能做文章,所用的语言必须是活的,就像聊天说话一样。

现代小说的语言大都是很简短的。从这个意义来说,我觉得海明威比曹雪芹离我更近一些。鲁迅的教导是非常有益的: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删去。

我写《徙》,原来是这样开头的:

世界上曾经有过很多歌,都已经消失了。

我出去散了一会步,改成了:

很多歌消失了。

我牺牲了一些字,赢得的是文体的峻洁。

短,才有风格。现代小说的风格,几乎就等于:短。

短,也是为了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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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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